也就是说，4*P个农民能够拥有一名人大代表，可是P个城市居民就可以同样拥有一名代表，显然农民选民的选票价值是打了折扣的，其投票力仅相当于一张城市选票的1/4，这就是所谓1/4条款的由来。

[⑥]毛雷尔在其《行政法学总论》中将行政主体对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归结为裁量瑕疵，并将滥用裁量权归结为裁量瑕疵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政策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一些地方和部门违法出台的土政策则不应成为行政裁量的根据。

如驱散未经许可的集会是为了阻止不同的政治意见和政治观点的宣传，采取警察措施不是为了排除危险，而是考虑个人或政党政治的因素。其六，通过裁量基准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③] 相对于行政执法，在行政决策领域，行政机关享有更多，更广泛的裁量权。[②] 本文将规范和控制与规制通用。[①]行政管理与行政裁量为什么如此密不可分，法律为什么必须赋予行政管理者如此广泛的行政裁量权？既然行政管理这么需要行政裁量权，法律赋予行政管理者广泛的行政裁量权确属必须，那人们为什么又对行政裁量权如此不放心，乃至于要创设一个专门法律部门--行政法—对之加以规范和控制呢？[②]尽管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并非行政法的全部功能，施瓦茨将行政法即归结为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法似乎有点夸张，但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毕竟是行政法的最重要功能。

[⑩]四、怎样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孟德斯鸠等先哲曾经指出，权力有滥用的趋势，权力如不加制约，必然滥用，这是历史的经验。其二，通过立法目的、立法精神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韩春晖博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探讨软法的实施机制。

协同治理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实现法治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仅涉及城市以及发达地区农村，它同样为生活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指明了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对于当地群众通过采集药材获取机会性收益的行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应进行一定的指导，包括安全防护、森林防火、紧急救援等基本的野外作业知识。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采取的完全是硬法治理模式：千湖山景区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国家在基层的代表县政府将其授权给子元集团进行开发，完全符合现行法律。千湖山是当地藏族的神山和圣湖，也是当地的赖以生存的水源地和牧场。

此外，《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权利宣言》第33条规定，土著人有权根据国际上承认的人权标准促进、发展和维护其机构体制及其独特的司法习俗、传统、程序和惯例。在涉及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与宗教方面的事项时，更适合运用软法手段来调整。

虽然当地司法部门对A进行了批评教育，当事人A还是不服，并宣称要与B一命抵一命。本文所探讨的就是如何通过贯彻软法的价值理念与实施方式来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及其价值的实现。而所谓软法，则是由多元主体经或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含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一般性行为规范。首先，它是一种合作博弈，软法机制强调博弈多方之间基于团体理性的压力，对软法规范具有一种自觉服从的可能性

换言之，辛亥前的梁启超，主要是一个地方自治论者，强调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改良中国的政治现实。美则自清教徒移植以来，各州本为自治体。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国家主义的倾向在随后的几年中愈加明显，这决定了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

……夫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中美两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节骨眼上，都涌现出了自己的反联邦党人，这种历史的巧合，也许蕴藏着某些值得解读的思想信息。

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12]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指明，论国之政体的西人到底是谁，也没有区分联邦制与单一制，但是，从梁启超描述的国家结构来看，西人所论之国，由于其自治地方就像国中小国，显然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

就这一类建国文献而言，虽然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是它的代表性作者。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要求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建立一个大国，因为，今世界惟大国为能生存。因而，政治人才的匮乏，人才资源方面的限制，让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试想，如果没有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的建国文献，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就可能陷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境地。道理很明显，也很简单，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派，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相对于联邦制，单一制是更高级的国家结构形式。

[10]这句话表明，梁启超尊重当时的政治现实，愿意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思考问题，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基因。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

美国的反联邦党人留下的建国文献，则可见于1981年出版的七卷本《反联邦党人文集》。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共和的制度框架、宪法框架如何搭建？就不大容易引起论者的兴趣了。

最后，它还是立国、强国的制度保障。因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实为中国历史传统的必然产物。

……惟以此故，而知人人渴望完全国家之出现，渴望新国家之组织，若大旱之待云霓。[28]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10页。[7]详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7月版，第14页。[23]在梁启超看来，要实现国家内部整齐、严肃之治，要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救亡图存，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单一制才能保障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劲往一处使。

[29]按照顾炎武的逻辑，既然亡国就是亡朝廷（改姓易号），那么，朝廷就等同于国家。正是在国家主义的长期熏染下（详后），1912年，梁启超借中国立法大方针一文，强烈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强调民众的安危、兴衰，均依赖于国家本身的建立与完善，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能者则日以悴。

今各国环伺，安容有数年之骚扰，其究也，卒归外国享渔人之利已耳。[37]此七卷本文集由芝加哥大学教授斯托林及其学生德雷共同编辑。

[34]在管子传一文中，梁启超还为法家的法治主义赋予了普世价值：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值得注意。

[22]在这种紧迫的政治危局面前，国家结构的选择，应当有助于强化中央集权。[39][美]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第2页。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27]在这里，黄遵宪虽然主要强调了中国没有国名，或中华不是我们的国名，然而，中国无国的困境已经摆到了思想界的面前。

……秩序一破之后，无论何人莫能统一之，全国鼎沸，非数年不能戡定。而四者皆不足以救时弊，于是法治主义应运而兴焉。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地方自治与立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地方自治的性质主要是公民自治，正如他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所言：养成地方自治之风，为强国之起点也。[16]按照这样的逻辑，以公民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既是立国、强国的起点，也是建立一个理想国的起点。

其三，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没有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人力资源，只能选择单一制国家。[19]这几句话表明，梁启超一方面借用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同样是出自德国人的历史法学派的思维模式。